聽懂病痛的耳朵，才是最好的聽診器
您可曾經歷過這樣的場景？診室里，醫生盯著電腦屏幕敲鍵盤的時間，比看著患者眼睛的時間還長；檢查單上密密麻麻的數據，把活生生的人壓縮成幾行指標。北京大學醫學出版社2015年推出的《敘事醫學：尊重疾病的故事》，就像給這個技術至上的醫療時代開了劑“醒神湯”——原來治病救人的金鑰匙，始終藏在患者的生命故事里。
這本書是敘事醫學的開山之作。原著作者麗塔·卡倫是醫學、文學“雙料博士”，既看病開藥又搞文學研究。譯者郭莉萍是北京大學醫學人文學院院長，深耕醫學人文20余年。這本書352頁的內容，掰開揉碎只為講透一個理兒：好醫生不能光會看片子，還得會讀故事。讀誰的故事？疾病的故事，疼痛的故事，患者的故事。
書中給敘事醫學下的定義為“由敘事能力所實踐的醫學”。敘事能力說白了就是把疾病故事講透徹的能力。而敘事醫學強調的是“傾聽患者的故事”。醫生如果聽到患者的敘事，就會深入了解這個人為什么會生病、生了病以后的表現是什么、希望治療以后的生活是怎么樣等情況。這樣一來，既能更有針對性地進行診療，也能增加患者的信任，從而提升其對醫囑的依從性。
如果醫生只從生物學指標入手，光盯著機器檢查得來的數據，完全不考慮患者的心理、情緒、期盼等情感，可能就會造成患者不愿意配合治療的局面。
這讓人想起清代名醫吳鞠通的故事。有一位患者郭氏，腹脹，六脈俱弦，了無胃氣，氣喘而不能食，身體瘦了很多。好幾位醫生看了，開藥服用后沒有改善。吳鞠通第一眼看到郭氏，就發現她很憂郁，很傷心的樣子，好像剛哭過。
吳鞠通就問她為何如此悲傷？郭氏說：“夫死不可復生，所遺二子尚小，恐難長大成人。”夫亡子弱，壓力很大。吳鞠通說：“汝夫已歿，汝子已失其養。汝若再死，汝子豈不更無所賴乎？如此則不獨無益于夫，而反害其子。汝應盡教子之職，不可死，亦不可病。今之病必須情志舒暢而后可愈。”
這幾句話的意思是說，人死不能復生，孩子已經沒了爸爸，你要是有個三長兩短，孩子豈不是更難活？你傷心成病，不但救不活丈夫，反而害了孩子。你應該把病治好，活下去，才能把孩子拉扯大。如今的病，治好的前提是心情必須舒暢。
郭氏聽了之后，豁然開悟，說：“自此以后，吾不獨不哭，且不敢憂思，一味以喜樂從事，但求其生以有吾兒而已。”于是，吳鞠通開出解郁方，十幾劑而收全功。
在吳鞠通看來，無情之草木，不能治有情之疾病，只有開導解郁，使之情懷暢快，方可見效。這種“把七情六欲當藥引子使”的診法，讓西方的敘事醫學一下子找到了東方的知音。
實事求是地講，中國歷代醫生的實踐，并未總結成系統的理論，也沒有提出可以推廣應用的工具和方法。這一點，敘事醫學做到了，本書提出的“平行病歷”概念實在是妙。作為培養敘事能力的方法之一，平行病歷實際上是一個反思的過程。很多時候，通過敘寫難忘的一位患者、一次診療，或者與患者發生糾紛的過程，醫生或者護士就會發現，一直糾結的某個問題，寫完了就弄明白了，不再糾結了。它會揭示很多以前沒有意識到的東西。
現在的病歷，滿紙都是技術語言，跟寫實驗報告似的。雖然程式化，但患者可能看不懂，即使看懂了，也只是接收到信息，而沒有情感的傳遞。卡倫偏讓醫生多備個本子，用日常語言，或者說經過文學訓練后的語言，記錄患者的人生片段。換到中國的語境下，相當于要講清楚，老張為什么總說胸口堵得慌？和他工作上的壓力有無關系？獨居老太太反復住院背后藏著什么隱情？她家人為何老不出現？
這招讓人想起清代醫生王堉在他的《醉花窗醫案》中提到的那個故事。
王堉有個老鄉叫張漢槎，有一天找他看病。什么癥狀呢？胸悶腹痛，嘔吐不止，吃不了喝不了。有的醫生說是中暑，有的說是中寒，有的說是蓄水。換了好幾個方子，病情都沒減輕。
王堉詳細追問患病之前的事兒。張漢槎就講了。原來，他之前在工部上班。有一天，為了送弟弟參加科舉考試，張漢槎就像“林沖誤入白虎堂”一樣，“誤入龍門”，在天安門那里走錯門了，誤闖禁地，屬于違規，被降職了。一降職，收入就少了，他和家人的生活成了問題，于是一著急，就犯病了。
問清病因，王堉得出“氣郁”的結論，就是想不開，氣堵住了。開了蘇子降氣湯、分心氣飲，很快張漢槎就恢復如初了。
從這個案例可以看出王堉的良苦用心。他不像其他醫生看病，查查癥候是啥，然后判斷病機，開方開藥，而是先弄清楚這病是怎么得的。敘事的過程暗藏了病機的分析，同時，也打通了醫患溝通的路徑。
說到醫患溝通的痛點，這本書在第90頁甩出了個扎心的數據：從問診開始到醫生第一次打斷患者講述的平均時間為18秒。卡倫給的解藥叫“細讀法”，教醫生像在老北京茶館里聽說書人講段子似的，從患者絮叨里品出診斷的關鍵。
當前，中國醫療系統正在大力推進醫學人文關懷提升行動，在醫院置辦更柔軟的候診椅是一方面，另一方面，給醫護人員培訓敘事醫學也是正理兒——畢竟，能聽懂疼痛故事的耳朵，才是最好的聽診器。
